（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提出

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的農業大國應該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從新中國成立前“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探索，到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這兩次歷史變遷的邏輯是什么？歷史的經驗表明，中國的現代化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水土不服，而且不少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照搬西方發展模式時就陷入了所謂的“拉美化陷阱”。鄧小平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國情，戰后的日本快速成為了發達國家，很值得學習，但“別人的經驗照搬也不行，中國有中國的條件，日本有日本的條件”，“改革開放必須從各國自己的條件出發。每個國家的基礎不同，歷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左鄰右舍不同，還有其他許多不同” 。因此，鄧小平認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而從世界上看，中國的發展狀況處于什么樣的水平？中國把自己劃分為“第三世界”國家。毛澤東在1974年的一次談話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

從1964年提出到20世紀末的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提這個目標時，西方國家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依托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浪潮在迅速發展。可以說，中國耽誤了二十年的時間。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是人均國民收入上萬美元與不到200美元的差距，是科技人員上百萬與只有20萬的差距，是80%的人在城市與80%的人是農民的差距。既使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比，這個時期新加坡和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都是三千多，就連印度、埃及這樣一些國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按人口平均計算都比我們要多幾倍。按生產力和科學水平的標準，中國這個時期只能算是世界上的一個“小國”和“弱國”。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進一步打破了個人崇拜與“文革”十年所形成的思想禁區，打開了意識形態長時期處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封閉空間，成為解放思想、開辟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宣言書。從此明確地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定為黨的思想路線，明確地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戰略上重點轉移和改革開放的目的和目標，明確地把現代化作為推進社會變革的根本目標。

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現代化曲折進程的歷史經驗總結，而且是蘇聯模式衰敗和世界現代化多元演進的歷史經驗總結，從而明確了改革開放的根本思路，準確把握了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成為中國現代化正確的道路選擇。

(二)“首先看農村能不能發展”：“告別饑餓”“告別短缺”成為時代要求

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在當時普遍貧窮的社會狀況下，“告別饑餓”、“告別短缺”成為了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奮斗目標。

為了盡快在農村改革上取得突破，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平均主義。鄧小平認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導致農業效率低下，農民生計困難。在社會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鄧小平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只有首先解決好發展問題，在越來越多的人和越來越多的地區富裕起來之后，才有條件有能力去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大政策在占全國80%人口的農村率先推進。

(三)“摸著石頭過河”：尊重基層探索、尊重農民首創

改革“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所有的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沒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規劃和設計經驗，只能尊重基層探索、尊重農民首創，由農民和基層先行先試再總結推廣。因此，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鄧小平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其中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大膽地下放權力，尊重農民首創精神，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斷給予農民更多的生產自主權，讓農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特別指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正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推動了農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變革，成為了改革的“原動力”。無論是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還是廣西合寨村的“村委會”選舉，或是華西村、大邱莊的鄉鎮企業，在備受爭議中得到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肯定與鼓勵而不斷完善走向全國。鄧小平說：“那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正是由于得到鄧小平的力排眾議和大力支持，由此形成了鼓勵改革、激勵改革、寬容改革的時代精神，給基層與農民的首創實踐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臺，形成了全社會的改革共識和發展力量。

（四）最落后的農村進行改革：最貧窮的農民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為生存所迫被逼出來的小崗村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在“大包干”字據上按下紅手印，啟動了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制度變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開啟了對中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大幕。隨著包產到戶逐步在全國推開，廢除了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了農民家庭經營的方式；不僅基本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在1984年甚至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糧食過剩，中國農民從此告別了饑餓的歷史。“大包干”之后就是被鄧小平稱之為“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華西村率先辦起一家小五金廠，到1990年就成為工農業總產值突破億元大關的“億元村”。正是鄉鎮企業的偉大創造，20世紀80年代作為時代的標桿“萬元戶”“億元村”在中國農村不斷涌現，以排頭兵和生力軍的作用開啟了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

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大政策”，逐步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各行各業和沿海地區。為了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概括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時就明確提出，要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來說，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邁出闖關的第一步。因此，越來越多的禁區被不斷突破，越來越多的企業突破禁區有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自主權，越來越多的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突破禁區發展起來。其中作為現代化標志性的突破是允許農民進城，打開了隔離城鄉流動的閘門，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開啟了中國城鎮化的進程。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不僅要求建立國內的市場分工體系，而且要求進入國際市場分工體系，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因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突破禁區開始了對外貿易。隨著“經濟特區”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的創辦，邊陲小鎮成為吸引外資與自由貿易的前沿大都市，古老的中國從此打開了向世界開放的大門。隨后作為國際分工體系的平等成員，我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的農業大國向全方位開放的工業大國轉變，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標志性歷史事件。

(一)“小康社會”：中國第一次提出現代化的明確目標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全面開始了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但長期以來確定的奮斗目標是在20世紀末的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實際達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還沒有數”。因此，鄧小平明確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具體化為到20世紀末建成一個 “小康社會”，目標是“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實際上是處于溫飽與現代化之間的過渡階段。后來改革開放的進程比預想的要更為艱巨，鄧小平認為，經濟發展要尊重客觀規律，欲速不達，把目標降低，把時間拉長。因而主動降低“小康”標準：“我們經過反復研究之后，覺得可能一千美元還是高了一點，因為必須考慮到人口增長的因素。所以我們把本世紀末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放在爭取達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將標準從一千美元調整到八百美元，使目標要更加務實，避免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空喊口號，重犯“大躍進”的錯誤。

圍繞實現小康目標、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總體設計，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兩步走”的初步構想，黨的十二大根據鄧小平這一設計正式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小康目標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來。

（二）“中國式的現代化”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體系形成

黨的十二大會議上，第一次把“民主”、“文明”納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體系之中，緊接著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憲法，這是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中共領導人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而推進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制度改革。

鄧小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他還專門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講話，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因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所描繪的現代化遠景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十二大報告提出要“建設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現代化由經濟發展變革，向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整體性社會發展變革全面推進。

鄧小平認為，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本質上“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在十二大開幕詞中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長期歷史經驗，得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的基本結論。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從而使“中國式的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兩者有機地融為了一體，成為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根本標志。

(一)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改革從農村向城市全面推進

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指出：“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迫切需要突破教條開辟新的道路。十二大報告中正式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成為突破計劃經濟教條束縛、發揮市場作用所邁出的歷史性一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依據和運用價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一次明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突破，對推動中國由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向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對此鄧小平認為，“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 。

同時，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把中國改革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轉移，由此，黨的工作重心由七屆二中全會的從農村轉向城市，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從城市轉向農村之后，再次由農村轉向城市。鄧小平高度評價，相對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重點在農村，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重點則要轉到城市，“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從農村向城市、從沿海向內地全面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多種形式。鄧小平提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

十二屆六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創新判斷，而且還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無論是對于后來的“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還是對于后來的“三位一體”的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形成，在理論上具有奠基石的作用。

(二)穩步“三步走”的現代化百年戰略：“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

以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基礎，鄧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一個清晰的“三步走”發展藍圖，完整地構想了從新中國成立到21世紀中葉100年間中華民族百年圖強的戰略步驟和目標設計：“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就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提出實施“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確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一個更加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綱領得到正式確立，并把“富強、民主、文明”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現代化的“三位一體”戰略目標，不僅涵蓋了經濟、文化層面，而且涵蓋了政治、社會層面，不僅涵蓋了物質文明層面，而且涵蓋了思想和體制等精神文明層面，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全面變革，反映了整個社會全面發展與共同進步的特征。

（三）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

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經驗教訓，可以發現，如果對現代化發展規律與基本國情的認識和判斷出現了偏差，就會導致制定的目標和路線脫離實際。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而第一次系統地闡述鄧小平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是十三大工作報告，報告提出“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必須正視而不能超越這個初級階段。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改。這不僅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全部經驗的創造性概括，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而且為中華民族繪制了百年圖強的宏偉藍圖，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

(四)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發展的進程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挫折，中國處于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挑戰的重大歷史關頭，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爭論十分激烈，中國現代化的命運岌岌可危。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發表了決定著歷史抉擇的“南方談話”，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鄧小平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堅定地回應了關于改革開放性質“要看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提出判斷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鄧小平看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能否實現政治社會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歸根結底要靠生產力的發展，其中最關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從根本上突破了在計劃和市場關系問題上固有觀念及其思維定勢，糾正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視為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標志的錯誤傾向，把產生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與東方農業大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建立了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實現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的突破，開創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使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隨后，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次寫進了憲法，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面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以出口為導向、規模化和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工商業發展格局快速形成，中國在199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中國的工業化實現了第一個階段性歷史跨越。在此之后，交通、通訊、能源等現代化快速推進，全面啟動了基礎設施現代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進程，所謂“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就在這一階段基本形成，開啟了中國經濟長達20年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可以認為，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提出，是富有創新精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勝利；“南方講話”開啟的新時代，是從經濟體制上再造中國而開啟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新時期。

（五）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現代經濟

從改革開放前的“資本主義的尾巴”，到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和十四大提出的“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之后，十五大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首次寫進憲法修正案中。十六大鄭重宣告“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七大進一步重申毫不動搖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時還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法律上“平等”保護，以及“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和中小企業發展”的經濟上“平等”競爭，“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不斷突破，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中國全面建立。這樣既發揮了公有制為主體對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對市場經濟的穩定作用，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壓艙石；又激發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多種所有成分的共同合作和發展活力，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各個方面的積極性，成為啟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引擎。

（六）構建新型城鄉關系

在十五大以后，中國改革的重心全面進入向城市和工業轉移的階段，全面進入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推進和快速發展階段。由于農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普遍認為農村問題特別是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就需要服從于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城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處于優先地位，農民負擔不斷攀升。而另一方面，非農產業的高附加值和增長的快速性導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使農村難以抗衡城市對資源要素的吸附效應。

在十五大以后，中國改革的重心全面進入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推進和快速發展階段，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工農城鄉關系問題日益凸顯出來，全社會終于意識到：“市場經濟越發展”，“越要重視農業、保護農業、加強農業”。十五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就是“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業”，表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減輕農民負擔的農村稅費改革從十五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后，2004年新世紀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對農村、農業、農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對農民種田給予財政補貼，開創了中國歷史先河。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明確提出五年內取消農業稅，胡錦濤于2005年12月29日發布第四十六號國家主席令宣布實施48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廢止，從而宣告延續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稅種正式終結，破解了中國幾千年歷史始終未能解決的農業稅賦問題，成為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

在工農城鄉關系上，第一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略是十六大報告，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個統籌”的新發展理念首位，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而標志著中國工農城鄉關系重大歷史性變動的是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提出“兩個趨向”的重大歷史論斷：“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這就明確了工業化、城鎮化兩步走的中國現代化戰略步驟，指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這是對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工農城鄉關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認識與準確判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的重大創新。因此，十六屆五中全會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代化戰略高度，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構想，開啟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歷史進程，緩解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問題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把工農城鄉關系推向歷史新方位的是十七大首次提出“城鄉一體化”，明確要求把公共財政和基礎設施建設覆蓋到農村作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重要任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作出“三化同步”這一重大戰略決策，第一次對構建什么樣的工農城鄉關系有了一個更加具體的目標和任務，是對“重中之重”與“兩個趨向”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一）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城鎮化的中國奇跡與待解之道

作為現代化成就的根本標志，中國在2007年超越了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使農業中國全面進入工業中國時代。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7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19881個。城鎮人口從1.7億增加到7.1億，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從17.9%上升到52.6%，有相當于美國人口規模的３億多農民變成市民。數以億計不斷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進入城市自主擇業和自由流動，鄉村中國進入了城鎮中國的窗口期。在這一過程中，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以城市發展帶動農村變革，使中國13億多人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基本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被公認為“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是由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開創的，體現中國經驗，符合中國國情，決定中國命運，是鄧小平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歷史貢獻。林毅夫就認為，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化成為世界潮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他們出現的情形，正好跟我們相反”。同樣是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改革前，而危機發生頻率高于改革前，被稱之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正如鄧小平在生前就指出，中國發展得這么快，讓世界矚目，足以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題。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是改革計劃經濟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進程，所謂姓“資”姓“社”的爭論也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當年面對普遍貧困的中國，在鄧小平生前的時代首先必須致力于解決“發展的問題”，自已經從解決溫飽到基本小康并向全面小康邁進以來，我們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仍然要解決“發展的問題”，而且同時要面對日益嚴重的“發展起來的問題”，如何破解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市場經濟“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的矛盾，是待解之題。鄧小平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怎樣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缺乏系統論述。如何破解政府與市場的矛盾，是待解之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不僅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且重塑了中國的經濟體系；不僅使中國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受益者，對國際市場體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使中國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規則的約束，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影響。如何破解被迫開放和自主開放之間的矛盾，是待解之題。但無論如何，只有使改革的社會收益始終大于改革的社會成本，才可能不斷凝聚新的社會共識，才可能持續推進與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現代化“中國道路”。

（二）歷史的新方位：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度發展，中國現代化建設已經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邁進，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突出地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處于歷史的新方位。而歷史的新方位交匯于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跨越、鄉村中國向城市中國跨越的關鍵節點，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更迭、社會變革、文明興替的歷史邏輯，正確地認識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一個事關中國現代化前途命運的重大時代命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并明確提出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為內涵和發展方向的新型城鄉關系。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因此，迫切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時代課題，主要在中國能否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關鍵是農民不能缺席，鄉村不能掉隊，農業不能拖后腿。所以，習近平強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因此，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進入了由重點突破到全面推進階段，為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確定了路線圖、時間表和任務書，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開始了向更高形態的發展階段演進。

隨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成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必然。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在新時代對城鄉關系發展的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是著眼于當前農業農村發展實際和未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趨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新時代下三農工作的行動綱領。習近平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從而把城鄉關系發展放到整個現代化建設的大格局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解決“三農問題”一以貫之的重視和創新發展，為構建新時代的城鄉關系指明了行動遵循。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

鄉村發現轉自：《求索》2019年4期